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游荡。”

一百七十三年前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下这句话，那一年我出生了，我的名字就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李提摩太是来自英国的传教士，我最早的几句中译文就是他翻译的。“纠股办事之人，其权笼罩五洲，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”，1899年，这句话被刊登在了上海出版的《万国公报》上，一些中国人由此认识了我，然而我与中国的缘分，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。

1896年，一位30岁的中国人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与我第一次见面，这个人，就是孙中山。在孙中山的影响下，许多中国朋友开始研究我，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。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，人民被军阀和帝国主义欺压。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中国的有志青年看到了新的方向，作为十月革命精神内核的我，被人们争相传阅。

1919年，20岁出头的成舍我在《每周评论》用白话文从我这里摘译了几段。李大钊则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，很多重要论述都来自我这里。在他们的带动下，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开始了解我是谁。

要拉近和中国人的距离，我急需学会中国话。1920年3月，回国还不满一年的陈望道接到邵力子来信。他从信里得知，《星期评论》杂志想请人翻译我，并送来一本我的日文版。陈独秀得知消息，也送来一本我的英文版。

1920年早春，我跟着陈望道回到他的家乡，我们在这间柴房里一待就是将近一个月。虽然我只有两万多字，但着实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。一天，陈望道在翻译我时，他母亲送来了一只粽子。我看到他竟然把粽子蘸上墨汁送到嘴里，他都没察觉到。

完成了对我的全部翻译，陈望道赶忙带着我回到上海。没想到的是，《星期评论》被勒令停办，我的中文版被迫推迟面世。

1920年初夏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。让全国人民认识会中国话的我，已经刻不容缓。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，又新印刷所在上海成立，我的中文版终于从这里走了出去。

我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。为了避开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耳目，中文版的我还被多次更改书名，悄悄传播。

就这样，我影响了一群人，他们不仅提出了“中国共产党”这个响亮的名字，还带领大家走向光明，改变中国的命运。

诞生在上海，传遍大江南北。我在中国扎根发芽，直到今天家喻户晓。

这就是我与中国的故事，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。